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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偉僅僅只是個人，他的新“中國崩潰論”從學理上看也確實十分膚淺，甚至缺乏必要邏輯，但撬動起來的思潮與社會心理卻十分強大。這類原來的温和派轉變成的“對華新保守派”，對美國主流民意與決策層的影響很大。久而久之，可能讓美國三十年來對華相對友好的基本政策發生逆轉，其後果不容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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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國正處於社會變革與轉型過程中，需要的不是口號式的政治動員，而是知識界的自我啓蒙。作為一個後發國家，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專業主義水準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他們熱衷的主義和口號雖然聽起來調子很高，但對於解決社會的具體問題卻並無多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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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7日，鳳凰財經峯會午餐會上，蕭功秦、秦暉、榮劍、許成鋼、吳思等學者圍繞“新權威主義”展開討論。本文為蕭功秦與王佔陽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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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為推薦的書，為讀者呈現了西方民主制度、市場制度、法制制度、公民社會如何由強轉弱的過程，並認為這種退化也是西方今天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深層次原因。蕭功秦在薦書時，突出了改革家的悲劇，並聯繫到他本人所説的“薄殼效應”。邊芹推薦的書為何被法國主流媒體封殺？江南推薦的書都與中國歷史有關，它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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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8) | 2013-12-27 15:39:00 《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它確實值得你收藏並閲讀。一般人比較關注的是第六與第七章，其中披露的斯大林檔案中的血腥事實，會讓你目瞪口呆，但我更看重的是第三至五章。只要有你有足夠的思維穿透力，你會看到，一個傳統集權制國家改革是多麼困難，斯托雷平這樣的改革家的悲劇與我所説的“薄殼效應”有多麼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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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説，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波新權威主義，是新權威主義的1.0版本，那麼，習近平新政，可以理解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二波新權威主義。是新權威主義的2.0版本。習近平代表着中國新權威主義的黃金時代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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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做客觀察者網，分享其近30年的媒體心得。演講結束後蕭功秦教授就中國媒體的道路與立場提問胡錫進。左的與右的民粹主義如何反思？廣場式的煽情政治如何防止？中國社會輿論場分裂，劃線成為趨勢？有影響的報紙沒有中間派？學者與媒體人的頭腦風暴第一波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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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領導者》雜誌總第53期（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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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國住在一箇中國朋友家裏，他家兩口都是大學裏的辦事員。他們給我算了一筆賬，奧巴馬上台後，他們家在高額税收的壓力下，生活已經接近於貧民階層了。實際上，西方福利民粹主義的“大鍋飯”已經以另一種形式造成社會的不公平。從表面上看，美國還不錯，但從長遠來看，美國走向衰落已經成為基本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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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戊戌變法115週年，新浪歷史特邀請五位歷史學家，共話戊戌變法的成敗得失，還原115年前那場變法前後的權力角逐、理念碰撞。用那個時代、那些人的故事，來指引我們對百年來中國政治變革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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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把重慶模式與薄熙來事件作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脱出來。既反對極左派片面鼓吹重慶模式的唱紅打黑，也不同意激進的自由派把重慶在民生建設的積極作用也予以否定，其實，這兩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把薄熙來與重慶混為一體。對重慶模式應該用理性務實的態度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重慶模式作為中國的多種嘗試之一，仍有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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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社會上許多不滿情緒，一開始與知識分子鼓吹的左或右的意識形態並無多少關係，而只是大量城市年輕人在個人命運上受到打擊，無法發泄的表現，正如許多國家現代化歷史所表明的，在危機爆發後，左的激進革命話語，或右的自由主義革命話語，往往客觀上為憤青的絕望情緒提供了發泄的暢通渠道。一旦青年人覺得自己的積怨與宣泄在意識形態話語中獲得了意義昇華，他們就會從非理性的對某種價值信念的鐘情，轉變為“理性”層面的認同，進而成為左右激進主義的信奉者。正因為如此，每當社會危機與矛盾使越來越多的青年受到人生挫折，左右激進主義就有了急劇膨脹的天賜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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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的民粹主義將會氾濫？首先，從歷史上看，從全能主義體制轉變過來的威權社會，一般而言，是社會自治組織程度最為低下，民眾中自治能力最為薄弱，公民的妥協性文化習慣最為缺乏的社會，另一方面，改革三十年來的“強政府-弱社會”體制下，公民社會與自治組織並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無法對原子化的社會大眾進行組織整合，形成有序政治參與的功能。換言之，這類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缺乏多元主義因素與傳統，來發揮國家之外微觀多元整合的功能。從社會學角度來説，這是一種由高高在上的威權官僚與無組織的、原子化的個人構成的社會。歷史上的法國、德國、俄國，尤其是中國都具有這種類型的近似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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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屬於“強國家-弱社會”體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強大動員能力來發揮其税收潛力，來實現強化行政力量的目標，而民間社會對此的制衡能力很弱。根據陳志武教授的研究，去掉通脹的因素，從1995年到2010年中國政府的預算內財政收入累計翻了10倍，而城鎮居民收入只增長2.2倍，農民收入只增長1.7倍。另一組數據是，國力增加21%，而行政費用卻增加了27%。眾所周知，當今政府的鉅額“三公”消費正在社會上引起強烈不滿。河南某貧困縣，只有20個職工的審計局的新辦公樓居然有3000平方米，該局每人可分到200米的住宅作為家屬樓。這樣的事實可以説是不勝枚舉，説明政府部門是權力壟斷與高税收的直接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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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摸着石頭過河”的思想，從根本上説，就是基於人類理性能力的有限性與信息知識的有限性，通過試錯反彈來找到通往中國現代化的路徑的經驗主義思想。他與烏托邦主義進行了根本的決裂，他擺脱了教條主義思維，第一次在中共革命文化中，與建構理性主義傳統作出了根本的切割，回到務實的經驗主義思維的道路上來了。鄧小平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最深切理解“試錯”對於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性的政治家，他在南方講話中表示，“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有多種辦法，可以留一條尾巴，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鄧小平是從試錯反彈的方式，擺脱教條主義的建構理性主義的先驅者與思想開拓者。他的思維方式更接近經驗主義，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的具體目標也是可以不斷在實踐中修正的，不斷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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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崩潰以後，辛亥革命志士們建立起西式的多元議會政治，由於中國社會內部缺乏適應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各種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的支持，難以起到有效整合社會的作用，從此無窮的黨爭與走馬燈式的內閣危機層出不窮。1916年，袁世凱死後，全面搬用發達西方國家多黨民主的“臨時約法”再次恢復，這就再次回到多黨競爭的議會政治，由此形成的府院之爭進一步引發了激烈的黨爭與張勳復辟，並進一步導致北洋軍閥混戰，此後中國陷入的五代十國式的碎片化狀態。從宏觀上看，辛亥革命後建立起來的議會政治，是二十世紀初期碎片化時期大災難的開端，而這正是漫不經心的激進自由主義實驗失敗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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