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運大件】

在寫作《平台經濟與社會主義》時，筆者就預期到會在兩個方面引起批評：（1）對壟斷的再評價是為平台公司洗地；（2）平台企業公有化是對私人產權的劫掠。朱海就教授針對公有化的商榷（下稱“朱文”）正是筆者所期待的，感謝朱海就教授的商榷使筆者有一個正式的機會，對此做一個迴應。

一、平台的遍在性與企業分層

在行文伊始，朱文就對“平台企業”概念的嚴格性提出了質疑，認為“任何一個稍大一點的公司某種程度上都具有平台的性質”。朱文對企業“平台性”的質疑，恰是拙文中提到的“在傳統經濟學看來，所有的企業都是同質的”的具體體現。這些年企業理論之所以走入死衚衕，就是將“企業”視作生產函數無差異個體的集合。研究光學時不會因為光“多少都有波的性質”而認為波長不重要。企業也不應因為都具有“平台性”而認為“平台的程度”不重要。當企業從光譜的一端演進到另一端時，就有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企業性質。

朱文認為“不僅製造業企業，甚至學校、醫院都可以視為平台型組織。所以，如平台企業應該公有化的話，那麼幾乎所有稍大一點的公司都應該公有化。”其實，他的這番話恰恰説明企業的平台屬性的遍在性（Omnipresence）。在美國自治的學區、在中國自治的小區，都是政府類的服務平台，包括朱文列舉的學校、醫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公有。公有化並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兩極，而也是一個由強到弱連續的“光譜”。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給不同程度的平台選擇對應不同程度的公有化。區分“平台企業”和“非平台企業”的意義也正在於此，它可以為參加跑步比賽的企業和跳高比賽的企業，設計不同的比賽規則。

 二、數據的產權界定問題

朱文認為“數據不是獨立於平台而存在的‘公共資源’，在沒有交易者的行動之前，沒有數據。對數據來説，沒有所謂的‘初始產權’一説”。但他隨即又説“根據‘誰生產，誰所有’的原則，誰投資產生的數據就歸誰所有。數據的產權應該歸投資人或平台的投資者。”這實際上反駁了他之前的説法，在沒有交易之前，數據的“初始產權”也是存在的。只不過朱文把這樣的“初始產權”權屬視為“常識”，而筆者文章挑戰的就是這個“常識”。

和所有資源一樣，數據的“初始產權”不但存在，而且至關重要。科斯用放牧者和種麥子的農民之間土地的初始產權界定，一舉將制度重新置於經濟問題的核心。建立在制度無差異假設基礎上的新古典經濟學為了拆除“初始產權”這個bug，提出“最初分配從效率角度看是無關緊要的，只要交換的交易成本為零”（Robert Cooter）。而科斯本人一開始就反對這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所謂“定理”，在科斯看來，根本就不存在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因此，初始產權界定應當是所有經濟問題的起點。

土地權屬如此，無線電頻譜權屬如此，數據權屬也是如此。在我的框架裏，有兩組關係在爭奪兩種數據的權屬。一組是個人和企業，體現為個人隱私的保護。根據科斯的原則，使用數據獲益的企業通過補償個人放棄數據損失獲得初始產權，也就是所謂的“卡爾多改進”。過度保護的隱私，會抑制數據的價值發現。這一初始產權的界定規則在發達國家存在很大爭議。雖然朱文並沒有質疑我的主張，但我估計下一步這一產權界定規則還會產生大量爭議。

我和朱文真正的分歧，是第二組初始產權的界定，公眾和企業誰應當擁有平台公司的初始產權。在朱文看來平台公司應當私有，因為“如平台被公有化，數據的價值也將至少失去一大半”。在這一組關係中，我們討論的已經不再是“數據”了，準確地講，應當是“大數據”。數據是個人與企業互動生產的沒錯，但“大數據”卻是企業和社會（無數人）互動生產的。這就好比農夫種的“土地”和附着了安全、法制等一系列公共服務的“土地”已經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土地”了。數據的使用權不能自動過渡到大數據的使用權，就是因為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數據”。所有對數據初始產權的爭論，都源於沒有區分“數據”和“大數據”。朱文也是一樣。在這一組關係中，是“公眾”補償“企業”獲得初始產權，還是“企業”補償“公眾”獲得初始產權，要具體看誰持有更多的利益。但有一條是肯定的，那就是“公眾”初始產權擁有的利益不能被無償轉移。

三、壟斷的是與非

朱文對我的一個批評， “趙教授主張政府控制平台，認為這是有效率的，也是更公平的”。在朱文看來“對平台企業公有化，擁有數據的產權，其實就是主張行政壟斷，這種‘反壟斷’的做法要比限制企業規模那種手段危害更嚴重，這相當於權力直接介入經濟活動，因為政府無法像私人企業家一樣有效率地運用資產，創造價值。為了使自己控制的平台在競爭中勝出，政府控制的平台只能限制其他平台的進入，從而阻礙了競爭”。

朱文的批評很有代表性，但卻是對我觀點的誤讀。認真看過我的文章的話就可以看出“平台”就是公共服務，“平台企業”就是廣義的“政府”，“政府控制平台”不是我的“主張”，而是“平台”的定義。在我看來，所有“平台企業”提供的都是公共服務——為其他企業提供重資產平台。因此，只要你具有平台特徵，你就是某種程度的“政府”。由於“政府”這種企業既可以是“公有的”也可以是“私有的”，因此根本不存在朱文所説的“政府無法像私人企業家一樣有效率地運用資產，創造價值”。

很多人之所以會誤讀我的觀點，甚至認為我在“跪舔”權利，就是因為這些批評還是在過時的學術框架裏討論政府和企業的關係。朱文也一樣，它討論的“政府”和我討論的“政府”根本就是不同的東西。當然你可以説朱文使用的才是經濟學界通用的概念，但既然是你同我商榷，就應當在我的概念體系裏討論。你可以不認同我的概念，但不能用你的概念替換我的概念。也許有人會説，既然你提出一個新體系，為什麼不另創一套自己的詞彙？我的解答是這樣效率更高。因為這樣可以整個替換原來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個重定義自己的概念。這就好比相對論推翻經典力學沒有自創一套術語，而是借用經典力學的“質量”、“速度”、“時間”等，然後賦予這些概念全新的含義。

朱文用實例來反駁我對“反壟斷”是防止平台企業“降維”進入普通企業的觀點，認為“平台企業可以進入普通企業業務，如京東自營，並不構成不公平競爭”，這其實恰好舉了一個壟斷競爭的實例。京東如果是淘寶一樣的網店平台，自己就不應當開網店。如果完全是自營網店，它就不是“平台”。蘋果和谷歌都是操作系統，但一個沒有自營app，一個自己運營app。前者不是平台，後者則是。

朱文認為垂直降維不是壟斷，是“因為平台企業不是執法機構，和裁判員的角色是不一樣的，平台企業如限制其他企業的競爭，就沒有其他企業進入這個平台，從而損害自己的利益。”這個判斷成立的前提是平台企業不運營其他企業的業務。現實中，平台公司限制其他公司競爭的例子比比皆是。否則華為也沒有必要在安卓之外另起爐灶了。朱文説“足協如是私人的，辦一個足球俱樂部，與其他球隊競爭也是可以的，同樣路網企業生產汽車也沒有什麼不可以。這是法律或執法層面的問題，不是產權歸屬的問題。”這是同樣是一句正確的廢話。就好比説反壟斷法規出台之前，壟斷也沒什麼不可以。因為產權本身就是經濟所有制關係的法律表現形式。沒有違法的壟斷，不是壟斷合理的理由，而是反壟斷法律的缺位。

所有理論的本質都是工具。工具本身無所謂對錯。理論“好”還是“不好”取決於其解決的問題。這就好比錘子好還是改錐好，取決於你要解決的問題是釘子還是螺絲。在改造問題還是改造工具的選擇前，朱文的選擇是改造問題，我的選擇改造工具。